丧病人生

崔卫平 : 你无法叫醒一群装疯的人(摘录)

语言的堕落是这个时代人们精神堕落的表征。这种堕落表现在人们不再依据现实进行思考,而只是在语言内部进行思考;不是将自己所说的与某种现实联系起来,而是故意切断这种联系;不是促使语言和经验现实之间的互相照面和回应,而是有意识将它们拉得越来越远,最好南辕北辙。如此一来,语言就成了脱离现实的一块跳板,变魔术似的,一下子让人跳到对岸,无关痛痒起来。语言变成了一种消遣和消费的活动,成了脱离“第一现实”的借口,或者说直接就是“挡箭牌”,用来抵挡扑面而来的现实及其要求。


比如说,一个人很少在家里说这种话,因为其中所选用的词汇,对他老婆和孩子来说,十个当中也很难找到一两个对应物。他在自己家里的沙发橱柜以及锅碗瓢勺之间,丝毫找不出它们的藏身之地,他在超市里也买不到这样的东西。在这个世界上目击范围之内,都不能找到它们的身影。但是,他开会的时候就敢说,而且是理直气壮:“核心就是……”、“以……为主体”、“根据……基本原理”、“体现了……根本宗旨”、“维护……根本利益”、“响应……根本要求”、“着眼于……战略思想和远大目标”,以及“既是伟大理想,又是奋斗过程”、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”之类。


这种抽象的语言究竟有多大害处呢?没有。从修辞的角度来说,它们只是缺乏清晰,比较晦涩,比古汉语还要难懂,只有少数专家才能掌握和运用,一般民众从来不拿这种语言进行日常交流。但是它们不是没有意义。运用这种语言的人们借此传达了一种立场和态度,在他们看来,立场比现实还要重要,态度比真相还要迫切。在某种意义上,运用这种语言,是运用一种暗号,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到相关信息,即他们的上司,就像堂吉诃德和总督夫妇能够接收到桑丘的信息一样。


真正的现实和问题在这种语言背后溜走了。他本人也像断了尾巴的蜥蜴一样,从这种语言的隐身术中溜走了。这其实也不是他想要的,它们不一定代表他本人的真实想法。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?也许恰好相反。


那么多落马官员,在被曝光之前,都有过关于一串一串反腐的豪言壮语,根据不同形势变化,时不时还弄出一些“理论创新”,大有成为新时代“语录”之势。为了简单明了,它们通常采取数目字的形式,顺口而又押韵。比如——


要管好“三圈”:生活圈、交往圈、娱乐圈;要“三敬”,敬仰事业、敬畏权力、敬重人民;要“三常”,常修为政之德,常思贪欲之害,常怀律己之心;要“三清”,清正做人、清白为官、清廉从政(苏荣)。


还有,坚守“三道防线”——反腐倡廉思想道德防线、预警纠错防线、党纪国法防线;把好“廉政五关”—— “思想关”、“欲望关”、“权力关”、“小节关”、“约束关”(廖少华)。


他们说这些有错么?不错!只是与他们本人的行为无关。而且越是无关,越是相反,他们才能够滥用权力,满足自己的私利。将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,越说越来劲,人越多的时候更来劲,这些人不是“人来疯”是什么?他们的日常工作,竟然是在这种疯疯癫癫的状态中进行的。当然啰,正如最近突然窜红的那位美国人潘恩所说:“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,那就是他做好了干坏事的准备。”


在这种风气之下,许多人们也不免受到感染,许多聪明人在忙着做一件事情,那就是深知自己说的与现实没有关联,并认为不需要这种关联,同样,越是没有关联,停留在语言本身的娱乐上面,便越是显得机智、有智慧,博得掌声。冯小刚和姜文的电影中就有许多这种东西。它们并不是靠情节取胜,其中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是不重要的,构成影片亮点的是小品似的对话,所谓“经典台词”,可以脱离影片的“现实”,成为独立流传的东西。


在能够享受“非现实”的语言上,能够在“词语的空转”方面得到娱乐,诡谲地、心照不宣地,一般民众感到自己还是分享了某种特权,对于他们在现实中失去的感到有所补偿。别人拿虚幻的东西来迷惑他们,他们就以冯小刚姜文式的方式来迷惑他们,和迷惑自己,将自己的真实处境深深掩藏。从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这句“我分不清幻觉和现实,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”,到《一步之遥》里的“to be or not to be,这么着或者那么着”,皆如此。


在今天的世界上,堂吉诃德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,但仍不失为“空转”的一面旗帜,并由此而制作成许多面“小旗帜”。


前两天看到一个笑话。交警说:“你压线了”。司机反问道“压断了么?”乐此不疲地从这种修辞中得到满足,觉得那是讨得便宜的智慧,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的事情。


哈姆雷特的清醒在于,他始终掌握一件被掩盖的真相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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